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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河纪事
2019年03月13日 16:40 来源:北京PK10下注_北京PK10平台_北京PK10下注平台_【A爱彩】-北京PK10艺术报 作者:窦孝鹏
周秦坡,一个蕴含上古意韵的地名。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它位于关中西部平原扶风县城北约三里的地方,为七星河的东岸。解放初期归法门寺区均谊乡管辖,农业合作化时划归城关镇领导。

周秦坡,一个蕴含上古意韵的地名。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它位于关中西部平原扶风县城北约三里的地方,为七星河的东岸。解放初期归法门寺区均谊乡管辖,农业合作化时划归城关镇领导。周秦坡分老庄、新庄两个村子,新庄在东,老庄在西,两村相距一里多路。新庄是平地,我家所在的老庄一半在平地,农户住瓦房;一半在七星河的东坡上,农户住窑洞。也许,正因为有了七星河的这个坡,村子才被叫成周秦坡吧。

七星河发源于县北的乔山南麓 ,向南流 到县城南郊后,与湋水汇合,然后一路向东,先后汇入漆水、渭河、黄河,流入大海。故可以说七星河就是黄河的子孙。关于七星河的名称,说法很多,但多数人认可这样的说法:它的布势,状似天上的北斗七星,故名。

(七星小镇所在地原名“大湾”)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近年来古老的扶风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如: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发现,使这里成为世人注目的佛都圣地;县城挪出原来的小盆地北移,使之插上了快速发展的翅膀;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开发,使这里成为充满勃勃生机的旅游胜地,今年春节时,游客人数一下超过了五A级景区法门寺,堪与礼泉县的袁家村、兴平市的马嵬驿媲美。现在,我们周秦坡老庄,平地部分已被县城新区占领;沟坡部分已被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发,还在村南的大湾里建起了七星小镇,装有路灯的景观道路从南向北穿村而过,向白家窑水库方向绕去;另外,小半个村子被圈起来建起了法门寺的下属寺院——金碧辉煌的观音寺,成为七星河边的一道景观。

如今,虽然原来的周秦坡已面貌全非,坡下的那道小河变成了国家湿地公园,园内各种景观小品琳琅满目,叫人流连忘返。但几十年来我伴着七星河生,随着七星河长,七星河畔发生的那些陈年旧事,却永远藏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七星河泉水养活了我们全村人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们村窑上窑下几十户人家,却只有一户院子有井,其余人家吃用的水,全要到七星河边的泉里去挑。

那可真是一眼宝泉呀,它一年四季昼夜不停地汩汩往外冒着水,严冬季节河水结了冰,而泉水上面却飘着一片氤氲之气,它非温泉,却又不结冰,而且水质请亮甘冽,适口适胃。那时,不少农村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渴了灌一肚子泉水,感到舒服透顶,也不得病。

我们村的人,对这眼泉水的感情可太深了。大人们每天傍晚从地里干活回来,一放下手中的农具,第一件事就是挑起桶下到河边的泉中去挑水。那时你看吧,坡上沟下几里路上,上上下下尽是挑水的人流。上自60多岁的老农,下到十几岁的娃娃应有尽有。所以那时,我们村比别的村多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每家每户都有大大小小许多水桶和两条好水担。大桶是大人们挑水用的,小桶是娃娃们挑水用的,有时一担水不够用,就父子俩齐上阵。要是谁家遇上红白喜事,来的客人多,用水量大,那就得发动亲朋宗族的青壮年,成群结队去泉里挑水,有时还要用骡子架上筲去驮水,储满几大瓮才够用。所以在我们村娃娃们长到十岁以后,就要学会到河边的泉里去挑水,这几乎成了一门必修课。大人们说,从小就要学会磨肩压担,长大就不会吃亏。这话听着挺有哲理的。

娃娃们开始挑水时,因为力气小,用的多是两个不大的瓦罐。但瓦罐容易破碎,后来有的家就换成装饼干的洋铁桶,再过两年就换成了小木桶。我们村的男人们,要是夏天脱光膀子一看,那两肩上的肉被磨得又厚又硬,这在别的村是不多见的。

就我个人而言,作为家中的长子,也是从小就开始挑水的。说起来,我对七星河的那眼泉水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它滋养了我们全村人;恨,是因为它让我吃了许多苦头。

我们家原来借住在半坡的两孔窑洞里,后来挪到崖上村子的最东边。要去西边的七星河挑水,大概要经过三里多的坡路,那路又陡又不平,不小心就要摔倒。我挑着水一步半步地艰难爬着坡,为了减轻疼痛,还要不断地换肩。从泉边到家里,途中要放下担子在平缓处歇息四次才行。不论春夏秋冬,挑完一担水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从头湿到脚。这个苦活不是干一次两次,而是每天都必须干的,人们在用汗水养活着自己呀。

但是,我又不愿让劳累而年大的父亲再去挑水,所以无论上小学还是上中学,下午放学回家后,我都要坚持去河里挑水,始终保持水瓮是满的。参军后每逢回家探亲,家里挑水的事我自然全包了。

我感到,一条看不见却又能感觉到的泉水在空中流淌,它流进我们村每个人的身体里,血液里,滋养了我们一辈辈人的生命,这是七星河对我们的馈赠。

如今,几十年过去,现在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但我却忘不了那眼曾让我又爱又恨的泉水。去年回故乡扶风,在参观七星河湿地公园时,我特地跑到河边去寻找那眼泉水,却已无影无踪。我想,若在那泉边搞一个矿泉水厂,那水质绝对是上乘的。

战乱时七星河崖畔的窑洞成为我们的庇护所

我们村大片大片的南北坡崖,构成了七星河的东岸。在那层层叠叠的崖塄中,隐藏着一些大小深浅不同的洞穴和窑洞,有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些是先辈留下的。在战乱频仍的1948至1949年,这些洞穴和窑洞成为我们村男女老幼躲兵灾的藏身洞,为保护大家的安全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本人就曾在不少洞穴中躲藏过,其间发生的许多事至今记忆犹新。

不少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许知道,在解放战争中,扶风县曾先后两次获得解放。第一次是1948年4月,第二次是一年多后的1949年7月扶眉战役时。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西北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马鸿逵部,在关中大地展开了拉锯战。而我们村又临近县城,村东是县城通往法门寺等北乡的大路,村中去七星河的那条坡路是县城北十里内唯一能通向河西岸的通道,所以这两条路也就成为行军过兵的要道,不时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进村骚扰。每当得到过兵和打县城的消息,村里人都一溜风地背着包袱、提着馍蓝,扶老携幼地跑进崖塄下的窑洞去躲藏。

1948年4月解放军出击西府,4月21日扶风县获得第一次解放。那天晚上,我们不少人躲藏在村北崖坡下的一孔大窑洞里,南边三里外的县城火光冲天,枪声炮声不绝于耳。大人们严管着孩子,不让出声哭闹,几个小伙子主动在窑外担负着观察哨的任务。

夜渐渐深了,枪炮声也稀疏下来,人们惊恐地等着天亮。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崖上面似乎有人在呼叫。仔细一听,是在喊一个人的名字:“兴泰!兴泰!”

兴泰是我邻居家的孩子,比我大三岁。半夜三更谁在喊他呢?我们急忙找他来辨认。

只听那人又喊道:“兴泰,你们在哪里呢?我是你姑父,你们都快回家吧,没有啥事了!”

于是,藏在窑洞里的人都跑了出来。

原来此人是中共扶风县工委书记、游击队的领导人孙宪武。他在本村一个老汉的带领下来找人们。孙宪武1914年出生于本县天度区晁留村,1932年加入共产党。三十多岁的他,和蔼可亲,精干儒雅。这次是带领游击队配合解放军打扶风县城的。

(当年的窑洞)

我后来知道,第二天,4月22日,就在刘兴泰家(即孙宪武岳父家),由中共西府工委书记、西府游击总队政委吕剑人主持,召集扶风地下党负责人开会,宣布调整中共扶风县工委(7月改称扶风县委)领导,由孙宪武任工(县)委书记和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史订任副书记,牟富生任组织部长,白清桢任宣传部长。

不久,出击西府、已占领宝鸡的解放军奉命撤退,国民党军队又反扑了过来。5月20日,孙宪武在带领部队分散转移中,于信邑沟附近不幸被俘。他被押往西安,在狱中他英勇不屈,进行了顽强斗争,于1949年2月15日在西安玉祥门外慷慨就义。

后来,我在刘兴泰家几次见到孙宪武烈士的妻子刘波和他们的女儿。刘波也是1945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以后听说调到兰州工作了。

不久,出击西府、已占领宝鸡的解放军奉命撤退,国民党军队又反扑了过来。5月20日,孙宪武在带领部队分散转移中,于信邑沟附近不幸被俘。他被押往西安,在狱中他英勇不屈,进行了顽强斗争,于1949年2月15日慷慨就义。

1954年我在新完小(后为县东大街小学)读六年级时,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我就写了孙宪武的这段事。后经校长赞同,由班主任郭少熙老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进行了朗读。郭老师是教语文的,他满怀激情,声情并茂,感染了不少人,影响颇大。以至在校园里、在我回家的路上,许多我不认识的人见了我,都学着郭老师朗诵的口吻喊道:“兴泰!兴泰!”最有意思的是,我一个远在东北工作的当年同班同学,六十二年后在北京见到我时,还“兴泰!兴泰”地叫着,又谈起了当年的往事。

(过兵的坡)

言归正传。1949年扶眉战役未打响前,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有一天我和三个小伙伴正在七星河东岸边割草,突然坡上面谁喊了一声:“马回子的队伍过来了!”我们仰头一看,一队骑兵加步兵正从坡上走了下来,看样子要到河西去。因为有骑兵,所以大家知道这是回民马鸿逵的部队。我们来不及逃跑了,便急忙跑到一个塄坎后面,钻进一个洞穴里躲起来。这个洞穴口有一米高,爬进十几米后,洞子的高度一下降到不足半米,犹如地道战中的闸门机关,我们肚皮紧贴着地才钻了过去,拐了两个弯后,前面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大洞室,一缕亮光从侧上射了进来。原来这里是一个断崖,崖下30多米便是七星河的潺潺流水,崖口被上面塌下的泥土遮住了大半,空隙里可以进来空气和光亮。这次,我们安全地躲过了兵灾。以后这个洞穴便成为我们的一个秘密藏身点。

(藏身洞入口)

(藏身洞出口在绝壁上)

(绝壁上的藏身洞)

1949年7月扶眉战役前夕,我们村驻进了胡宗南的部队,大人们都拉着牲口跑到七星河上游的哈张沟躲了起来,我们一帮孩子和女人躲进了村边的北窑里,结果被到处找水的几个国民党兵发现了。他们做饭找不到足够的水,又找不到青壮年男人,便拉出我和另一个男孩王忠民去七星河给他们抬水。王忠民家在邻村大王庄,当时住在我们村外婆家(他大名王志伟,后来我们一同上了中学,他以后曾担任过县长、专员和渭南市委书记)。因为当时我们都不满十岁,一个人挑不动,那些兵便找了一只大桶,一根扁担,让两人合着去抬水。并指着被扣留的十几名老幼妇孺威胁说:你们乖乖地把水抬回来,不然她们就甭想走!

我们担心被扣人质的安全,只好去河里(而不是泉里)为他们抬了一桶水回来。

好在这伙国民党兵不到一天就惊慌地逃走了,我们才松了口气。

总之,在战乱的近两年时间里,由于有七星河窑洞的庇护,我们村基本保证了安全。相比之下,与我们村隔河相望的峪村,由于没有这个条件,就遭受了不少损失。家住西峪村的我舅舅家,那用以驮粮谋生的唯一的一头毛驴被国民党兵拉走了;那天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在他们院子的井台旁发现了两个被打死的士兵;在与邻居的隔墙上,竟然还耷拉着一具尸体,血流了一墙一地。外婆被吓得跌倒在地,从此一病不起,撒手人寰。那时,母亲正在坐月子生小弟,外婆的死讯一直瞒着不敢告诉她,后来,我的一个姨不小心说漏了嘴,母亲知道后大病一场,小弟没奶吃饿得嗷嗷叫,父亲既要照管病中的母亲,又要照管我和弟妹,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小弟过继给了一个有奶吃的人家,这也成为家里人的一个隐痛。好在小弟一家现在过得很好,我们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战争,难免给人类带来苦难。但七星河却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我们。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常常在梦中梦见在河沟峭崖中躲避战乱的情景,那危情险景总是挥之不去。

达摩洞、窦滔墓为七星河增添了人气和文气

在七星河的西岸半坡中,建有一座古老的达摩洞;而与达摩洞遥遥相望的七星河东岸,有一座前秦安南将军窦滔的坟墓。这两个景观,是我和许多人常常观瞻的地方,为七星河增添了不少的人气和文气。

达摩,又称达摩祖师,为南天竺(印度)人,南北朝时的禅僧,通彻大乘佛法,达摩就是博通之意。他东来东土后,在嵩山少林寺曾面壁9年,是中国禅宗的始祖。

建在七星河西岸半坡中的达摩洞,是面东开在高崖下的三座高大的佛洞,洞内彩绘金碧辉煌,塑有达摩等神像;南边盖有一座不大的神殿,正面有一个山门,院子约有半亩地大小。南北各有一条坡路通到河下。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开始,达摩洞举行庙会,这是那时我们热切期盼的盛事。周围各村那小脚老婆婆,年轻的媳妇姑娘,一拨拨的娃娃伙,还有卖各种吃食、耍货及算卦相面的,把不大的院子挤得满满当当。老婆婆们大都是来诚心拜佛敬神的,媳妇们多是求子问病的,娃娃们主要是来解馋凑热闹的。院子里摆着各种吃食摊,有峪村的炒凉粉,王家坡的豆腐脑,县北街的油糕、麻糖和坨坨馍等,都叫人垂涎欲滴;还有卖膏药蒙药藏药的,有卖香表蜡烛的,等等,应有尽有。

当然,在这神圣的地方,也有一些不文明的事情发生。一些乞丐四处伸手讨要,有一个年轻媳妇忽然喊道:谁把我的丝手帕偷走了!其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是附近村庄有一个混混子,浑名叫瓜(土语傻的意思)三思,30岁左右,他怀揣一个几寸长的刀刃片,走到卖油糕的摊位前,说:“看在达摩爷的面上,赏几个油糕吃吧。”卖油糕的挥手喝道:走开!瓜三思磨叽了一会,见不奏效,便从怀里掏出刀片,在自己的额头上划了一下,然后用刀片在伤口上使劲一拍,拍的血花四溅,很是吓人。摊主急忙给了他三个油糕打发走人。接下来,瓜三思走到一个个摊主前,不等发话,摊主就塞给他一毛两毛钱叫他快走。他靠着达摩佛几乎吃遍了每个摊主。

另一件事是,一天下午一个赶完庙会回家的人,路过我们村时,看见四处无人,便趁机将邻居家拴在门前粪堆上的一头牛牵走了,后来被邻居小伙子发现,骑着自行车追了回来,并把偷牛贼拉到了村口。这是一个40多岁的猥琐男人,小伙子抡起手指粗的麻绳,打得那人嗷嗷直叫,嘴里小声呜噜着:“达摩佛保佑你,你就饶了我吧……”最后,在众人的斥责下,那人缩着脖子溜走了。

一个达摩庙会,展现了人世间的众生相。正是这些正面的、反面的,高尚的、龌龊的,会合在了一起,才提升了此地的人气和名气。

在与达摩洞相对的七星河东岸,坐落着陕西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南北朝时前秦安南将军窦滔之墓。窦滔是我的老祖先,其墓高10余米,直径20米左右,墓后边是一个崖坡,墓前边的坡岸下是流淌的七星河,墓前边立有一石碑,上刻“前秦安南将军窦滔墓”几个大字,还有一个碑楼。

解放前每年清明节时,县内其他几个乡村的窦姓后人都要派代表,前来我村祭扫窦滔墓,我村的窦姓人家则轮流负责接待。大约是1948年清明节时,轮到我家接待,父亲便背了2斗小麦去县粮食集市卖掉,然后买回了一些干粮(即坨坨馍)、烧酒、香表等祭奠用品。窦姓在扶风县共分布在四大块,即周秦坡老庄、法门宝塔村、鲁马村和银王窦家。那天中午前后,其他村的窦姓宗亲先后来了十多个代表,由父亲和我村其他窦姓人家每家一人陪同,去窦滔坟墓前进行了祭扫,上了香,叩了头,献上了祭品,我也跟着去看热闹。

解放以后、尤其是“北京PK10大革命”后,这种祭拜活动就渐渐稀少了。

窦滔何以受到后人如此的崇拜?

作为将门之后,允文允武的窦滔,21岁时与16岁的才女苏若兰结婚。当时,他们住在法门寺西旁的小西巷、即后来的织锦巷。不久,窦滔被皇帝秦苻坚派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任刺史,其间,因仵旨被贬敦煌,后因战事需要,皇帝又封他为安南将军,派他去镇守襄阳。

苏若兰名蕙,是邻近的武功县苏坊人,传说她三岁学字,四岁学画,五岁学琴,六岁学书,七岁吟诗,八岁绣花,九岁织锦,十三岁时诗文超世惊人。窦滔赴襄阳上任时,她因丈夫身边有个小妾赵阳台,故不愿随往。与丈夫分别后,她一人在家,形只影单,先后写下了一千多首相思诗。后来她把这些诗浓缩在841个字中,并用五色彩线把它绣在一个八寸见方的手帕上,左右、上下各29字,名曰“苏氏心诗璇玑图”。这个图可以左右读,上下读,顺读,倒读,减一字读,增一字读,间跳读,回还读,斜读,交叉读,等等。能读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八千多首,且对仗工整,合辙押韵,诗情含蓄,意境深长。女皇武则天亲为其写了序言,赞曰:五彩相宣,莹心耀目。纵横反复,皆为文章。才情之妙,超古迈今。

据说窦滔看到苏若兰寄来的织锦回文诗《璇玑图》后,感彻肺腑,送走了赵阳台,与苏若兰和好如初。

旷古才女苏若兰开创了我国回文诗的先河,历代以来朝野都有不少人在研究她的回文诗《璇玑图》,出了不少专论和专著。有人推断,苏若兰死后和丈夫窦滔葬在了一起。所以大家祭窦滔,念苏蕙,给七星河平添了不少文气秀气和诗兴雅兴。

但是,在“北京PK10大革命”中,达摩洞和窦滔墓均遭到了破坏。达摩洞的住持被赶跑了,有关方面在那里办了一所农业中学;窦滔墓被平掉了,墓碑也被推倒了,墓碑上的字迹经雨淋风蚀已模糊不清。

随着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开发,达摩洞和窦滔墓也迎来了新的春天,进行了重修和开发,它们作为两个独特的景点,将更多地吸引游人的目光,为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增光添彩。

七星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粮棉果柴等物质

从我们村到七星河边,有几里长的大坡,坡上有大小沟崖,有层层梯田,也有一片片河滩地,它们为我们的生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每年夏天,七星河是我们年轻人游泳玩耍的好去处。七星河水并不深,但河流在两个拐弯的地方,集聚形成了两个水深1米左右、流速缓慢的大湖面,有300多平米,成了我们固定的游泳场,这是其他村不具备的。

我小时农村人很少吃鱼,各饭馆也没有卖鱼的。我第一次吃的鱼就是在七星河抓的。那时正赶上七星河发大水,我们脱掉长裤下到河里抓了不少鱼,可不知道怎么吃,又怕家里人嫌弃,便集中到从县城搬迁来的王丑丑家,由他动手做了一顿炸鱼,我算第一次尝了鲜。

在那些层层梯田里,沟沟塄塄上,除种一些庄稼外,不少人家还种了棉花和果树,有大枣、桃子、杏子、李子等。在坡地种庄稼无大路可走,收割都靠肩挑背扛,相当费劲。而种经济作物比种庄稼省力省事,还能换一些零用钱。就在今天七星小镇下面的坡上,大家还栽种了几大片桑树,採下桑叶用于养蚕,每年能增加不少收益。

在我们县,除绛帐一带的渭河滩,县北塬上从来没种过水稻,当时的粮店也没有卖过大米,吃大米饭成了我们的奢望。于是,有人便开始把七星河边的河滩改造成水田,试种水稻,竟然搞成功了。水田慢慢扩大,收成渐渐增加,我们村终于有大米吃了,这令邻村的人十分羡慕,有人用二斤面来换一斤米。正月里待客,客人往往不吃臊子面,而要吃一顿白米饭。

我家在七星河边有三亩地,地很远,从挑水的坡上下到河边后,还要沿河向北走几里地,走到如今的白家窑水库跟前才到,去一趟相当不易。

为了少走路,我们下地干活时,都是走到村北的二台上,从那里顺着50度的陡坡,侧着身子,一点点地溜到地头。那里根本没有路,不小心就要滚下悬崖。空着手爬坡还凑合,我最头疼的是割完麦子后,那一捆捆麦子都要由家人背着,沿50度的陡坡爬上岸。那时我十几岁,一次背两捆,父亲背4捆。一次,我背着两捆麦爬到半坡,累得头昏脑胀,喘不上气来,突然腿一软,一下摔倒了,身子向坡下滚去。跟在后面的父亲一把抓住了我,但麦捆却滚下了坡崖。

我气急败坏的说:这破地,干脆甭要它了,谁爱种谁种去!

父亲擦把汗,指着四周的坡地说:我们是靠地吃饭的呀。

的确,旁边有的坡地只有磨盘大,有的一间房子那么大,但它们都被人开垦出来,种上十几棵玉米或能产几升麦子的小麦。农民生活的确不易呀。我无话可说了。

滚下坡崖的两捆麦子,一捆架在了半崖腰的树杈上,一捆散在了崖下的河沿上。最后,父亲从家里拿来一个长把麦钩,把树杈上的那捆麦取了回来,又下到河边,把那捆散了的麦子也收了回来,做到了决不糟蹋一把麦子。

去年我回扶风,在参观七星河湿地公园时,我站在陡坡崖下,仰望着我走了无数次的通向崖顶的那条似有似无的小道,看着我家那已被划为湿地圈内的三亩地,已被种上了漂亮的花草,中间修上了供游人行走的花砖道路,心里发出无限感慨。

七星河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粮棉果,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草场和柴场。那时,差不多每家都养有一两头牲口,喂牲口除种一点苜蓿外,夏秋两季牲口吃的青草大都要到野外去找去割。我每天下午放学后的一个任务就是背上背篓、拿着镰刀去河坡上为牲口割草,今天走北坡,明天去南崖,到处搜寻牛喜欢吃的野草,紧赶慢赶,割够一背篓草天就黑了。为多割草,我攥草的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经常被镰刀砍破。有时旧伤未愈,新伤又出现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留在这三个指头上的伤痕仍隐约可见。

那时除了缺吃的,也缺烧的。收麦后的麦草大部分要留着喂牲口,做饭和冬天烧炕的柴火就显得很紧缺了。为此,夏秋季的星期天,我和许多人一样,都背着大背篓去七星河的沟崖野坡上割柴火,什么酸枣树、荆条子、野蒿子等等,早晚都能割回两大背篓,然后晒干摞起来。这种柴烧炕耐热,做饭耐烧,很受欢迎。有几个邻居,每年割的柴能摞成一个小摞子,够烧到第二年春天。现在的七星小镇所在地曾是我割柴割草的主要场所。

到了冬天,无青柴可割了,农闲时父亲便带着我去沟崖上挖木柴,主要是挖一些干死的树根。那时冬天上学教室很冷,学生们都自己买一个小陶瓦炉,用泥糊上周围,安上炉齿,上课时放在脚下取暖。本来火炉应该烧木炭,但木炭太贵,烧不起,所以只能烧木柴。学生上学时,都一边背着书包,一边背着木柴。

我们挖的木柴,一边供我上课烧火炉用,一边给家里煮麦仁用,因为那很费火,还留一部分过年时煮肉做菜用。

挖柴是个很苦的活,一个是树根不好找,二是地冻得像石板不好挖。一次,父亲在一个悬崖边找见一个大树根,离崖边不到一尺远,崖下便是滚滚的七星河,很不好挖。我说:太危险,算了吧。但父亲却不愿意放弃。他用一根绳子绑在自己身上,另一头绑在五六米远的一棵树上,站在悬崖边,抡起镢头,干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这块磨盘大的干树根挖了下来。拿回家劈开,垒了半人高。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对农民来说,烧的和吃的同样很重要。

前二年回家探亲,我看到不少村子的路边堆着发黑的麦草,地头堆着没人要的玉米杆。我有点奇怪:这是多么好的柴火,怎么没人要?我回家一问,弟弟说:现在做饭都用电和煤气了,大部分人睡床用电褥,不烧炕了,谁还用柴?柴都成负担了。

看来,我真的落后于时代了。

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从北京收到扶风县有关方面发来的短信,称: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于国庆节要正式开园,园内建了许多景观,如花坛水景,廊桥亭榭等等,现邀请县内外有关人士为这些景观题名。给我的任务是为“福荫亭”题写亭名。

“福荫亭”!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一下触动了我的心灵。是呀,对我们住在七星河畔的人来说,多少世代以来,七星河用它博大的胸怀,对我们的老老小小给以佑护,给以荫庇。今天,过去粗陋的七星河变身为国家湿地公园,它必将给我们和后人带来更大的福祉。

我记得,县城南大同村的大明寺,过去曾名“福荫寺”,是隋炀帝杨广为感怀父亲隋文帝杨坚的恩德而建的。今天,我们古名新用,也恰到好处。

我饱含深情,用隶书题写了“福荫亭”三个大字,发回了扶风县。不久,县北京PK10馆王斌馆长和书协的任九洲副主席给我发来了悬挂我题写亭名的福荫亭的照片,说这座亭子建在老城区七星河公园进口不远处,邀请我回故乡看看。

啊,七星河,我们的母亲河!如今的您变得这么年轻,这么美丽,这么惹人喜爱,成为渭北平原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也许有一天,连从小在您身边长大的我也完全不认识您了。

(作者在七星河)

作者简介:窦孝鹏,1939年3月出生,陕西省扶风县人。1958年参军,1959年参加了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战斗,1962年参加了中印边界反击战,荣立三等功。先后任部队宣传干事、新闻干事,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通讯社记者、编辑,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后勤杂志社、金盾出版社副社长,技术职称编审,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诗学会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1965年出席了全国青年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多年担任全军出版系列高级技术职务和军事后勤系列高级技术职务评委,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审读专家。50多年来,在各报刊和电台发表各种新闻、通讯近3000篇;报告文学、小说、散文、随笔等500余篇。

出版有长篇小说《崩溃的雪山》、长篇纪实文学《长城鏖兵》、报告文学集《长长的青藏线》和《戎马关山最难忘》、长篇传记文学《杨至成将军》、《开国上将杨至成》短篇小说集《鹰》、散文集《春满青藏线》等共50余本;发表中篇报告文学《 文韬武略黄大将》、《两度入朝统大军》、《从华山到老山》、《在烈火中永生》、《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等十多部;撰写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周纯全传、杨至成传、李耀传、周克玉传等四部;精写出版外国长篇名著《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五部。有多部作品获奖,其中 “革命英模人物故事”丛书22本、“传统美德故事”丛书12本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编辑:慕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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